隋朝皇帝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的原因，据说与他老婆韦皇后恋家宅女有关，她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听起来很硬气，但也透露出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多次因为关中的饥荒而跑去洛阳求食，高宗本人更是在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去世。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而在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况更加严重。当地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乞讨，这让人们担心兵变随时可能发生。直到地方上的粮食抵达京师时，德宗才得以释放紧绷的心弦，他对太子脱口而出：“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这情景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得不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他们不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都不嫌麻烦吗？
公元543年，在邙山战役中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这导致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包括本土的关陇豪右集团。他靠着府兵制，在短短三十多年内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发展。
另一方面，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它从农民家庭殷实的人选出士兵，不给他们提供薪水，只要求自备必要物资。而一般农民则免去了服兵役责任，从而不会耽误耕作，也避免了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也能得到正常发展。
道理在于府兵制诞生于乱世，其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这自愿性的存在前提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在历代，大量土地兼并一直是问题之一，而这种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此外，小农经济自身脆弱性也是必然结果。
在隋朝及唐初期，由于山东、河北地区地主经济发达，但实际掌控的地土并不多，因此这些地区被视为新依附之地，不进行强硬土地改革。而关陇地区由于战乱频繁和地方势力较弱，所以土地更多掌握在国家手中，使均田制度能够相对稳定维持下来。
根据《新唐书》，唐代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的数量占比极高。这说明关陇地区是府兵主要来源国立军事基础。如果国以军立，那么隋唐皇帝宁肯做逐粮天子，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一重要区域来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