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皇帝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的原因，深藏在中国朝代时间表中的社会背景。据说，这是因为他的妻子韦皇后是一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因此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听起来很硬气，但也反映出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和唐高宗就曾多次因为关中的饥荒而搬到洛阳吃饭，高宗本人甚至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而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况更为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只差兵变随时可能发生。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他激动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直接“釜底抽薪”，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麻烦吗？
公元543年，在邙山爆发的一场战役中，西魏与东魏遭遇惨败，使宇文泰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迅速灭亡北齐、统一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耕战立国之策，让秦国成为其他诸侯无法比拟的强国。
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从农民家挑选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不给他们提供薪水，只需自备必要物资国家只提供重型军械。此外，一般农民免服兵役，便不会影响耕作，也避免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仍能正常发展。
府兵制诞生于乱世，其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它与明代卫所制不同。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但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大问题，这意味着国家失去实际掌控。此由特权阶级存在及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引起的小农经济脆弱性导致必然结局。
隋朝及唐初，由于山东河北地区的地主经济较发达，并非由国家掌控，而关陇地区由于战乱经常处于无力状态，其土地基本掌握在国家手中。因此，当隋朝统治者稳定考虑时，他们不会进行强硬土地改革，所以授田只是形式而已。而作为府兵主要来源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隋唐皇帝宁可做逐粮天子，也不要放弃关中的政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