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生物、每一物种中的每一个体，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进行的生存努力，都在影响并改变着生物圈。但是，人类产生之前的任何物种都不曾具有支配或摧毁生物圈的能力。另一方面，大约200万年以前，当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凿成一件更顺手的工具时，这个历史性的举动便表明：总有那么一天，灵长类哺乳动物某一人科种属中的某一种群，将不仅仅是影响和改变生物圈，还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
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唯有智人取得了控制生物圈的能力。在距今7万或4万年之前的200万年中，工具的制造并没有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潜在控制转变为现实。当然，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也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进步。但在这一时代，这些进步是缓慢而微弱的，技术革新取得的成果在文明中心得到均匀地传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中心还不包括美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革新的传播是缓慢的，因为新型工具是靠从一个社会共同体步行到另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传送。
而且，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智人这种最成功的人类族群，在思想上是保守的小心翼翼，不愿意采用新生事物，即使当他们手中已掌握了新型工具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新型工具之所以能在文明世界内得到均匀传播，是因为它们虽然不能快速扩散，但其革新的间隔时间很长足以使每一种新的工具都能够覆盖整个文明世界。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每一次对古代遗留下的武器、农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改良与创新，就像是在不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当人们开始使用铁制武器和农具后，再次证明了金属工业对于战争和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提升。而随着火药、蒸汽机等发明出现，它们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进一步促进了科技发展，为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然而，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发明及其广泛应用，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破坏、资源消耗以及文化冲突等。这一切都提醒我们，无论多么先进或创新的科技，如果不加以适应和管理，最终可能会导致自身无法持续发展甚至灭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与责任同样重要，而科学家应当承担起保护地球这个大家庭以及所有生命形式繁荣昌盛的大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