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
前章曾说过，文明就是人类智德进步的状态。那末，假若这里有一个智德兼备的人，可否把他叫作文明人呢?是的，可以叫作文明人。但是，他所居住的国家，可否叫作文明国家，这就不一定了。文明不能从个人来论定，应当从全国情况来考察。现在虽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称亚洲各国为半开化国家，但若只就两三个人物来评论，西洋也有守旧愚顽的人，亚洲也有智德兼备的英俊之士。然而，说西洋是文明的，亚洲是半开化的，就是因为在西洋，蠢人未能施展其愚顽，亚洲的英俊之士不得发挥其智德。
其所以不能施展与发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并非由于个人的智愚所致，而是由于受到全国风气束缚的缘故。所以，要想知道一国的文明，就必须首先考察支配这个国家的风气。同时，这个风气，是全国人民智德的反映。这个反映，有进有退，有增有减，进退增减，变动不居，恰如全国机能的动力一般。所以一旦找到这个风气之所在，则全国事物无不瞭然;而考察和分析其利害得失，则比探囊取物还要容易。
这样，这个风气，不是一个人的风气，而是举国上下的风气，所以若就一件事情来考察，就不可能见闻到，即或有所见闻，也总会参差不齐，仍然不能据以判断事情的。譬如，测量一个国家的山泽，必须测量分布在这个国内的山泽面积，求出总和，然后才可以称之为山国，或称之为泽国，不能因为有极少数的大山大泽，就把它叫作山国或泽国。所以，如果要了解全国人民的风气，进而探讨其智德的情况时，必须从其全体活动所表现于社会上的全般情况进行研究。这种智德，或者也可以不称为人的智德，而叫做国家的智德。所以称为国家的智德，是由于指全国人民的智德的总量而言。既知其总量的多寡，也就不难了解它进退增减的情况和明确它的发展方向了。
智德的发展，恰如大风，又似河流。大风从北向南吹，河水从西向东流，如果从高处眺望，它的缓急和方向，可以一目了然。但若退入室内，就好象无风;只看堤边好象水不流动，假如遇到障碍物，水流也可能完全改变方向，变成逆流。但是这种逆流是因为有障碍物而造成的，那么，只看局部的逆流，就很难判断河流的方向了。所以，观察事物，必须远瞩。例如，经济论里说：“致富的基础，在于诚实、努力、节约三个条件”。现在如果以西洋商人与日本商人就经营的情况来加以比较，则日本商人不见得不诚实，也不见得懒惰，而节俭朴素之风，更不是西洋商人所能及的。
但从一个国家在商业上的贫富状况来看，日本就远不如西洋各国了。又如，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义之邦，这句话好象是中国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古代中国，确有礼义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在今日，仍然有不少这种人物。不过从全国的情况看来，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原形。所以，中国不能叫作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
人的思想动态，可以说是千变万化，朝夕不一，昼夜不同。今日的君子可以变为明日的小人，今年的敌人，也可以变为明年的朋友。变化愈出愈奇，如幻如魔，既不可思议，也无法揣摩。所谓他人之心不可忖度，确是一句真话。即使父子夫妇之间，也不能互相推测对方的心理变化。不但父子夫妇，甚至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变化。所谓“今吾非故吾”，就是说明这种情况。这种情形恰如晴雨的不可预测一样。
例如在日本古时，有一个叫木下藤吉的，曾偷窃主人六两黄金潜逃，他用这六两黄金作为投靠武门的资本，因而作到了织田信长的部属，后来他渐渐显贵起来，因为仰慕丹羽柴田的名望，遂改名为羽柴秀吉，做了织田信长属下的队长。后来又遇到无数次的事变，有时失败有时成功，他随机应变，终于统一了日本全国，并以丰臣太阁的名义，掌握了全国政权。直到现在，人们提起来，没有不称赞他的丰功伟绩的。但是，当藤吉窃取六两黄金潜逃时，他怎能有统一日本全国的志向呢?况且在他侍奉织田以后，也不过是仰慕丹羽柴田的声望，而改了姓名。当时，其志向的渺小可想而知。所以，以他窃取主人的黄金的窃盗身分来说，未被逮捕已经是万幸了。
而他以后又当上了织田信长的队长，这从木下藤吉说来，也是喜出望外的事。后来经过几年的成败浮沉，终于统一了日本全国，这从他改名后的羽柴秀吉说来，仍然是意外的幸运。现在他身为太阁，如果回顾往年窃取六两黄金和在他的平生事业中没有一件不是偶然成功的，一定会产生一种如幻如梦的心情。后来学者在评论丰太阁的时候，总是引用他作了丰太阁以后的言行，来论证他一生的为人，所以造成很大的误解。藤吉也罢，羽柴也罢，丰太阁也罢，都不过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阶段。他身为藤吉时有藤吉的思想，身为羽柴时有羽柴的思想，及至身为太阁，自然又有太阁的思想。他的思想动态，可分为始、中、末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不相同。
如果详细分析，他一生的思想动态可以分成一千个甚至一万个阶段，同样也是千变万化的。古今学者不晓得这个道理，每当评论人物时，总是千篇一律地说，某人幼有大志，某人三岁时出此奇言，某人五岁时有此奇行。有的甚至记述其生前吉兆，或谈论梦兆，来作为某人言行录的一部分。这真可以说是糊涂之至。
(在所谓的正史里有这样的记载：丰太阁的母亲梦见太阳入怀而怀孕;后醍醐帝因梦见楠木而得楠氏;又说汉高祖因得龙瑞而生，其貌似龙等等。如果从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中，列举这种妄诞之说，简直是多得不胜枚举。学者高倡这种怪论，不但欺人，而且自己也迷信这种说法，真是可怜!这是由于无原则的慕古，盲目崇拜古人，所以在人死之后追述他的生前事业时，故意把它说成奇迹，而捏造一套牵强附会的妄说，以耸动后人的视听，这简直是卖卜者流的妄谈。)
人由于天赋和教育的不同，其志向自然有高下，志向高的想做高尚的事业，志向低的只想做低微的事情。各人的志向大体上都有一定方向，这是肯定的。但是，这里要讨论的是，有大志的未必能成大业，成大业的也未必从童年时代就能预见日后的成功。即使大体上决定了志向，但是他的意图和事业都是随时变化随时进退，进退变化永无穷尽的。因为乘偶然的时机，也有完成大业的。希望学者不要误解此意。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是否可以认为，人的思想变化无法观察。那末，是否可以说，人的思想活动完全出于偶然而没有任何规律呢?绝对不是这样。研究文明的学者，自有观察这个变化的方法。如果根据这个方法去寻求，不但可以知道思想的变化确有一定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的明确，就好象看物体的方圆和读刻板上的文字一样，就是想曲解也曲解不了。那末，这个方法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把广大群众的思想当作一个整体，长期地广泛地加以比较，然后再去论证它在各种事迹上所表现出来的情况。譬如晴雨，不能以朝晴而预计夕雨，何况在几十日中，怎能预定出有几日晴几日下雨的一定规律呢?这不是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事。
但是，若在一年中，平均计算一下晴雨的日数，便可以知道晴天是多于雨天的。并且把这个计算方法从一个地方扩展到一州或一国时，计算晴雨的日数就更精确。如果把这个计算方法扩展到全世界，并且把前数十年和后数十年的晴雨日数都统计一下加以比较，则前后必然一致，连几天之差也不会有的。如果能把这种统计比较扩展到一百年或一千年，其准确性可以达到连一分钟也不差的地步。人的思想动态也是如此。单就一身一家来看，虽不能发现它的规律，但是如果扩展到全国来考察，这个规律的准确性，就象求晴雨的平均日数一样，所得出的比率数是同样精确的。
某一国家在某一个时代，它的智德是趋向于某一方面，或者由于某种原因发展到某种程度，或者遇到某种障碍后退到某种程度，好象观察有形物体的进退方向同样一目了然。英国作家勃库尔氏著的《英国文明史》中说：“如果把一国人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能令人惊奇地发现它的动态是有一定规律的。
例如，犯罪也是人的一种思想活动，若单从一个人身上来看，当然看不出活动的规律，但是，国家的情况如果没有改变，每年的罪犯人数，是不会增减的。例如，杀人犯，多数是由于一时的愤怒所造成的。从个人来说，谁能预先考虑到要在明年的某月某日杀害某某人呢?然而根据法国的统计，杀人犯的人数不但每年相同，并且连用以杀人的凶器种类，每年也没有差别。更奇怪的是。
这件事，本来不是别人可以命令的，也不是别人可以劝说、引诱或强迫的，而是完全出于自愿的，所以，不可能认为的数目会有什么规律。但是，从1846年到1850年中间，每年伦敦的人数，多则266人，少则213人，平均240人，几乎成了固定的数目。”以上是勃库尔氏的论述。现在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譬如在商业上，卖主不能强迫买主购买，买与不买的权利完全由买主决定，但是，卖主在进货的时候，由于考察市场的需要情况，所以他就能作到不积压商品。米麦布匹等物不会腐烂即使进货多了一些，也不致立刻受到损失。
在暑热的季节采购鱼肉或日本点心的商人，如果早晨购进的东西，当天不能卖出，就会立刻受到全部损失。但是，实际上你如果到东京的糕点铺去买这种点心，你就会知道那里整天在卖的蒸糕，一到傍晚便会售完，从未听到有剩下变坏的。其供应适宜的情况，仿佛卖主和买主预先约定好了。在傍晚去购买点心的人，好象不管自己是否需要，惟恐糕点铺有货卖不完似的。这不是怪事吗?糕点铺的情形是这样，那末，再问问每个住户在一年内究竟吃几次这类点心，在哪个铺子买，买多少，恐怕谁也回答不出来。所以，吃这类点心的人的思想动态，不能只从一个人身上去考察，但若是把全市的人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可以知道想吃这类点心的人的思想动态也有一定规律，并且可以很准确地掌握其动向。
所以，天下的形势，不可只就一事一物加以臆断。必须广泛地观察事物的动态并考察实际上所表现的全般情况，然后彼此加以比较，否则不能明了真实的情况。这种广泛地研究实际情况的方法，西洋人叫作统计学。这个方法，对研究人类的事业和衡量其利害得失，是不可缺少的。据说，近来西洋学者，专用这个方法研究事物，收获很多。把社会上有关土地人口的多寡、物价工资的高低、婚姻、出生、疾病、死亡等数字，都统计出来制成表格，互相加以对照比较，即使是无从探索的社会问题，也可以一目了然。
例如，据说在英国，每年结婚的人数，随着食粮价格的升降而有所增减，粮价上升，结婚人数减少，粮价下降结婚人数就增多，从无例外。在日本，还没有编制这种统计表格的人，所以情况还无从知晓。但是婚姻的数字也必然是随着米麦的价格而增减的。男婚女嫁本是人之大伦，所以人们都重视婚姻大事，从不草率从事，当事人双方各有好恶，身分贫富也各有不同，又得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外还要考虑种种条件，双方都认为合适之后才能成婚。
这不能说不是偶然的巧合了，实际上也真是不期而遇的事情。所以人们把婚姻称为奇缘，甚至有月下老人撮合姻缘的神话，这都是说明婚姻是出于偶然的。但是，从实际来看，决非出于偶然。既不是由于当事人的心愿，也不是由于父母之命，媒妁虽能巧辩，神灵虽能撮合，但对于社会上一般的婚姻，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能够支配当事人的心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神灵的撮合，并能任意摆布地使婚姻成功或者破裂的只有米价，它是社会上最有决定力量的东西。
按照这个原则研究事物，对于寻求事物动态的原因，将有很大帮助。本来，事物的动态，必定有它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又可分为近因和远因两种，近因易见，远因难辨。近因的种类较多，而远因的种类较少。近因容易混淆视听，而远因一经查明，就确定不移。所以寻求原因的关键，在于从近因逐渐溯及远因。追溯得越远，原因的种类就越减少，并且可以用一种原因解释几种动态。譬如使水沸腾的是柴火，使人呼吸的是空气，所以空气是呼吸的原因，柴火是沸腾的原因。但只查明这个原因，还不能算彻底。
原来，木柴所以能燃烧，是由于它本质里的碳和空气里的氧互相化合而发热;人所以能呼吸，是由于吸进了空气里的氧，在肺里和血液中过剩的碳相化合，然后又呼出。所以木柴和空气只是近因，氧才是远因。因此，水的沸腾和人的呼吸，两者的作用既不相同，近因也就不同，所以必须再进一步求得远因的氧，才能把沸腾的作用和呼吸的作用归纳于同一的原因，而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上面所说的关于社会上的婚姻多寡的问题，其近因好象由于当事人的意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其他各种条件都适合而促成的。但是，这些近因不但不能说明其真实情况，反而会引起混乱，迷惑人的耳目。因此，必须舍弃这些近因，进一步寻求其远因，了解到粮食的价格，这才发现制约婚姻数字多寡的真正原因，得出确定不移的规律。
现在再举一例来说明。譬如这里有一个酒徒坠马伤腰，从而患了半身不遂之症。如果要问这个病症究应如何治疗，是否由于是坠马，就要在腰部贴上膏药，完全按照跌打的疗法来治疗呢?如果这样治，他一定是个庸医。本来，坠马只不过是发病的近因，而实际上是由于他多年饮酒不知养生，早已引起了脊髓衰弱，恰在这个病症将要发作时，从马上跌下来震动了全身，因此才突然发作，成了半身不遂之症。所以治疗方法，只有先戒酒，使致病的远因即脊髓的衰弱得以恢复。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会明了这种病源，治疗也很容易。
但是，讨论社会文明的学者，就不然了。他们多是庸医之流，只知迷惑于当前耳目所见闻的现象，而不知寻求事物的远因，不是被这个所迷惑，就是被那个所蒙蔽。象这样的人也要标奇立异，妄想作大事，那简直是盲人骑瞎马等于胡闹。为这种人着想，真是可怜!若为社会着想，也非常可怕。
上面讲过，世界上的文明，既然是普遍赋予于一国人民的智德的反映，因此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也是和国民的智德有关联的，不是区区两三人所能为力的。全国的形势不是凭主观想使它前进就能前进，也不是想使它停留就能停留的。下面再举两三个历史上的事例说明这个道理。本来在讲理论时，引用历史文献，文章冗长难免使读者生厌，但是，根据历史来谈论事理，犹如给小孩吃苦药时掺点糖使他适口些一样。
因为初学的人，理解无形的理论比较困难，如果掺些历史事例说明理论，就能帮助他理解得快些。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中，自古以来英雄豪杰，得志的极少，多数是以唏嘘叹息，牢骚不平了此一生。后世的学者，也无不为他们的遭遇而落泪。他们说孔子不遇时，孟子也是如此。再如菅原道真之被谪于筑紫，楠木正成战死在湊川等等，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所以古今把偶有成功于一世的，称之为“千载奇遇”，这正是说明遇时之难。
那末，所谓“时”是指什么呢?是否说，周朝诸侯如果能任用孔孟，委托国政，天下必然大治，而没有重用他，这是诸侯的罪过呢?道真的远谪、正成的战死，难道也是藤原氏和后醍醐天皇的罪过吗?如果说“不遇时”就是不合两三个人的“心意”，那末所谓“时”，难道就是由三个人的心意形成的吗?假使周朝诸侯，偶然重用孔孟，后醍醐天皇听从楠氏的献策，果然就能象今日的学者所想象那样，完成千载一遇的大功而成大业吗?所谓“时”，和两三个人的愿望没有什么差别吗?所谓“不遇时”，就是指英雄豪杰的愿望和人君的愿望互相矛盾的意思吗?依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
孔孟之未被任用，不是周朝诸侯的罪过，而是另有使诸侯不能任用他的原因。楠氏之战死，不是后醍醐天皇不够明智，而是另有使楠氏陷于死地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时势”，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下面来论证这个问题。天下的形势，就好象轮船的航海，执掌天下大事的人，就好象航海人员。假使这里有一只一千吨的轮船装有五百马力的蒸气机，如果航速每小时五浬，十天可以航行一千二百浬，这就是轮船的速度。任何航海人员，用任何方法，也不能把这五百马力增加为五百五十马力，也无法把一千二百浬的航程缩短为九天。航海人员的职责，只是在机器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充分发挥驾驶的作用。假如有两次航行，初次用了十五天，第二次只用十天就到达了目的地，这并不是由于后者的技巧，而是由于前者拙笨，第一次的航海人员妨碍了蒸气机发挥潜力。
人的拙笨是没有限度的，同是驾驶一只轮船，就有用十五天，也有用二十天完成航程的，甚至也有完全不能开动的。但是，人无论怎样机灵，也决不能使机器发挥出它所没有的能力。社会上的治乱兴衰，也是如此。如想改变大势，仅由二三个执掌国政的人来支配全国人心的趋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违背人心强使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愿望呢?其困难犹如陆地行舟。古来英雄豪杰成大事业的，并不是用他的智术提高了人民的智德，只不过是没有阻碍人民智德的进步罢了。试看全国的商人，不是夏天卖冰，冬天卖煤吗?这完全是顺应一般人的心理。
如果有人在冬天卖冰、夏天卖煤，恐怕没有人不说他是个愚人。可是，唯独英雄豪杰就不然。他们在风雪的严冬想卖冰，如果没人买，就归罪于不买的人，而大发牢骚，这是什么道理呢?真是太没有头脑了。英雄豪杰如果忧虑冰卖不出去，最好是把它贮藏起来，等到夏天再卖，而在等待期间，倒不如努力宣传冰的功用，使人们普遍知道他那里有冰。假使这种东西真正有用，只要时机一到，就不愁没人来买。假使没有真正的功用，从而根本没有可能卖掉的话，就应当坚决地停止这种营业。
在周朝末期，天下人都不满意王室礼法的束缚，随着这种束缚的逐渐松弛，诸侯背叛了天子，大夫挟制了诸侯，甚至陪臣执掌了国家权柄，天下四分五裂。这时，封建贵族互相争霸，没有人仰慕唐虞禅让之风，天下人只知有贵族而不知有庶民。所以，谁能帮助弱小的贵族与强大的贵族相抗衡，就能适应天下的人心，执掌一世的权柄。齐桓晋文的霸业，就是这样。在这个时期惟独孔子主张尧舜的治风，提倡以抽象道德来教化天下的学说，当然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孔子的事业远远不如管仲之辈能善于顺应时势。到了孟子的时候，情况就越发困难了。当时的封建贵族，已经逐渐趋于统一，扶弱抑强的霸业已经行不通，而形成了强吞弱，大灭小的兼并局面。当时，苏秦张仪之辈，奔走四方，或助其成，或破其策，忙碌于合纵连衡的战争之间，贵族本身尚难自保，哪有余暇去关怀人民，考虑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呢?他们只顾集全国的力量，以应付战争，谋求君主一己的安全而已。当时即使有圣明君主，听从孟子的主张施行仁政，恐怕也将随着的崩溃而危及本身的。
例如滕国介于齐楚两大国之间，孟子也无良策，这就是一个佐证。我决不是偏袒管仲苏张，摈斥孔孟，只是慨叹这两位大师不识时务，竟想以他们的学问来左右当时的，不仅被人嘲笑，而且对后世也无益处。孔孟是一代的伟大学者，是古来罕有的思想家，假若，他们具有真知灼见，摆脱当时的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未能迈出一步，因此，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致贬低了哲学的价值。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这能说不是卑劣吗?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那么，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
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可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至于要是把他的学说实施于上，我认为也有很大的弊病。本来，孔孟的学说，是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的，毕竟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所以也可以称为伦理学。道德是纯洁的，不应该轻视。对于个人来说，它的功能是极大的。但是，道德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部，与有形的外界事物接触并不发生作用。所以，如果在未开化的和人事单纯的社会里，它对维持人民的秩序，是有用的。
但是，随着民智的逐渐开化，它的功效必然逐渐丧失。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这未免太糊涂了!这种不考虑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恰似想在陆地行舟，盛夏穿皮裘一般，事实上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所以说，孔孟之未被重用，并不是诸侯之过，而是那个时代的趋势所使然。
在后世的上，孔孟之道未能实行，并不是因为孔孟之道的错误，而是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对头。在周末时期，不是适合于孔孟之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孔孟也不是有所作为的人物;在后世，孔孟之道也未能适用于。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家的事业()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途径。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本书另有论述。
楠氏的死，也是时势所使然。当时日本王室政权旁落已经很久，即从保元、平治以前，军事大权就完全操在源、平二氏之手，天下的武士没有不隶属于他们的。源赖朝承袭父祖的遗业，起于关东，日本全国没有一人敢和他相抗衡。这是因为全国人民都畏服关东的威力，只知有源氏，而不知有王室的缘故。后来北条氏相继执掌政权，仍能保持镰仓的旧观，也是凭借源氏的余荫。及至北条氏灭亡，足利氏兴起，也是依靠源氏的门阀。
北条足利时代，各地的武士虽然曾以“勤王”名义兴兵举事，但其真正目的是想打击关东，以猎取个人功名。假使这些所谓勤王之辈果然得志，必定同样会变成北条第二或足利第二。若为天子着想，不过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罢了。这种情况可从织田、丰臣、德川等的历史事迹得到证明。自从镰仓以来，举事于天下者，没有一人不是打着勤王旗帜的，但在成功之后，又没有一人是实行勤王的。所以勤王，只是作为举事时的一种借口，成功以后并没有成为事实。
史书中写道：“后醍醐天皇在灭北条氏以后，首赏足利尊氏之功，并使其位列诸将之上，新田义贞次之，楠正成等真正勤王的功臣，则置于不顾。致使足利野心得逞，王室再度衰微。”直到如今，学者读到这一段历史，莫不切齿痛恨尊氏的凶恶，叹息天皇的不明智。其实这是不知时势的论调。在当时，天下大权，掌握在武人之手，而武人的根据地又在关东，消灭北条的又是关东的武士，使天皇复辟的也是关东的武士。足利氏是关东的名门，威望一向很高，当时关西的各族虽起义勤王，但是足利氏若不改度，天子怎能复辟呢?事成之后，把足利尊氏列为首功，原非天皇有意奖赏足利尊氏的汗马功劳，而是顺应时势不得不敷衍足利氏的威名。从这件事就可以判断当时的形势了。尊氏自始至终没有勤王之意，因为他的权威并不是由于勤王而获得的，乃是足利氏一族固有的权威。他勤王是为了推翻北条，对自己有利。既然推翻了北条，不用勤王名义，也能保全自家的权威，这正是他反复无常和盘据镰仓长期独立的原因。
至于楠木正成就不然了，他出身于河内的一个贫寒家庭，用勤王的名义，仅仅募集了数百士卒，历尽千辛万苦才获得奇功。但他的威望不高，又怎能和关东的名将相比呢?在足利氏看来，他不过等于自己的部属罢了。天皇并非不知正成的功劳，但也不能背谬人心，把他列为首功。所以说，足利是驾御王室的，而楠氏是受王室驾御的。当时的形势如此，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且，正成本来是由于勤王二字而起家的。所以，只有天下勤王的风气越盛，正成的威望也就日隆，否则，正成只有衰败下去，这是必然的道理。
尤其从首倡勤王的正成不得不甘心隶属于尊氏之下，而天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的情况，可以想象到当时天下勤王的声势是很微弱的。微弱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不只是由于后醍醐天皇个人的不明智。试看保元平治以来，历代的天皇，不明不德的，举不胜举，即使后世的史家用尽谄谀的笔法，也不能掩饰他们的罪迹。如王室父子相残，兄弟阋墙，或依靠武臣自残骨肉。及至北条时代，情形更为严重，不单陪臣司掌了天子的废立，甚至王室各支也有互相向陪臣进谗，互相倾轧，以争夺王位的。因为他们忙于争夺继承王位，无暇顾及国政，所以置天下大事于度外，这是可以想象的。这时，天子并不是统治天下的主人，只不过是屈服于武人威力下的奴隶。
(如伏见帝曾密谕北条贞时，诉说立龟山帝后代之不利，因而改立伏见帝的皇子为后伏见帝。但是，伏见帝的从兄后字多天皇又向贞时请求，于是又废了后伏见帝，改立后宇多帝的皇子为帝。)后醍醐天皇虽然不是明圣的君主，但比起前几代的皇帝，言行颇有可取之处，又怎能把王室衰微的罪责完全加在他的身上呢?政权的脱离王室，并不是由于别人夺去，而是由于积年累月的趋势，王室自己放弃了权柄，让别人拾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天下的人心只知有武人而不知有王室，只知有关东而不知有京师的缘故。
所以在当时即使天皇圣明，并且得到十个正成作大将军，但在积弱之余，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决不是人力所能及的。由此看来，足利氏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楠氏的战死也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其必然的道理。所以说，正成的死，不是由于后醍醐天皇的不明智，而是时势所造成。正成不是败于尊氏而死，而是由于违逆时势为敌而败亡了。
如上所论，所谓英雄豪杰的不遇，只是没能适应当时的一般风气，以致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已。所谓得千载一遇的机会而成其大业的，也不过是恰好适应了时势，使人民得以充分发挥了力量罢了。十八世纪美国的独立，既不是四十八位勇士的创业，也不是华盛顿一人的战功。四十八勇士只是把十三州人民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力量具体地表现出来，而华盛顿则把这个力量运用在战场上罢了。所以，美国的独立不是千载一遇的奇迹。
即使当时战败，一时未能成功，但还会有四百八十勇士，十个华盛顿出现。总之，美国人民必然要独立的。近例如四年前的普法战争，有人说，法国的败北是拿破仑三世的失策，普国的胜利是宰相俾斯麦的功勋。这是不对的。并不是拿破仑和俾斯麦智愚悬殊，其胜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趋势。普鲁士人民能团结一致所以强盛，法国人民党派分歧所以衰弱。加以俾斯麦能顺应这个趋势发挥了普国人民的勇敢，而拿破仑则与法国人民的希望背道而驰，违背了人心。
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假设现在让华盛顿作中国的皇帝，让惠灵吞作他的将军，率领中**队同英**队作战，结果胜负如何呢?即使中国拥有大量的军舰大炮，也要被英国的土枪和帆船打败的。由此看来，战争的胜败，既不在于将帅，也不在于武器，而完全在于一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如果率领数万将士作战而吃败仗，这与士兵无关，只能归罪于将帅的无能，因为他妨碍了士兵的行动，未能使士兵充分发挥勇气。
现在再举一个例子，假定今天的日本政府，把行政效率不高，归咎于长官的无能，于是为了寻求人才，录用这个，或拔擢那个，但试行的结果，对事务本身仍然没有改变。或者以人才不够为理由，聘请外国人当教师或当顾问，向他们请教，但是行政效率依然不能提高。若从行政效率不高这方面来看，政府的官员好象实在是无能，聘请的外国教师和顾问也好象都是愚人。
其实，现在的政府官员都是国内的人才，而聘来的外国人，也不是特意挑选来的愚人。那么，行政效率为什么总不见提高呢?必然另有原因。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每当实际推行政务时，必有无可奈何的情况发生，这就是它的原因。这种情况是极难形容的，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寡不敌众”。政府失策的原因，常常是由于寡不敌众。政府官长并非不知失策，知道为什么还要作呢?这是因为官长势孤，群众的势大，实在无可奈何。
要问这个的来源，是无法找到的，就好象从天而降似的，但是它有足以左右一个政府的政务的力量。所以行政效率不高，不是二三官员的罪过，而是群众的过错。世人切不可错误地归咎于官员的处置不当。古人认为正君心之非最紧要，可是我的说法完全相反，我认为国家的要图，首先在于纠正群众的错误。身为官员的，因为亲自接触国事，其忧国的心情也当然比较深切，本来应该忧虑群众的错误而设法予以纠正。但是有些官员并不这样，他们不是赞同这种的一分子，就是迷惑于这种，变成了这种的同情者。这种人真正是身居忧人的地位，反而作出令人忧虑的事情。
政府的失策往往在于，好象自己制定，自己又来破坏，这都是这班人造成的。从国家看来，如果说这也是属于一种无可如何的事情，那末，一切忧国之士就必须大力提倡文明，不论官员和平民，都应该从迷惑中清醒过来，以改变群众的方向。之所趋是天下无敌的，区区的政府何足虑!小小的官员又何足怪呢!本来，政府是随着为转移的。所以，今日的学者不必责备政府，而应该忧虑的错误。
有人或者再说：如果按照本章的意思，天下的事物，只能一任人心的趋向而无能为力;世界上的形势，也象寒暑的往来，草木的荣枯一般而人力无可奈何了?好象政府对于人民也没有用处，学者也成了无用的废物，商人、工人也只有听其自然，没有应尽的义务了。这能说是文明进步的现象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然。前面已经说过，文明既然是人类的规律，实现文明，当然是人类的理想。
在到达文明的过程中，必各有应尽的职责。如政府要维持社会秩序，实行当前的措施;学者应该瞻前顾后，策划未来;工商业者应努力经营个人的事业，增加国家的财富等等，都是各守其职各尽所能为文明的实现尽一分力量的。当然，政府也不能没有长远的计划，学者也不能没有当前的职责。而且政府的官员，也是出身于学者，彼此的职责虽然相似，但是，既然有了公私的区别，明确地划分了职务的范围，那么职务的性质就不能没有现在与未来之分。
假如国家一旦有事，首当其冲并即时决定对策的当然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经常注意观察世界形势，为应付未来作好准备，或促其实现，或防患于未然，都是学者的职责。一般学者，不明此理，爱管闲事，到处奔走呼号，而忘却自己的本分，甚至有的受官方利用，想插手处理当前的事务，结果，不但一无所成，反而贬低了学者的身价。真是愚昧已极。政府的作用，譬如外科手术，学者的理论，譬如养生方法，其效果虽有缓急迟速之不同，但对人的身体健康都是同样不可缺少的。现在论政府和学者的作用虽然说一个是为现在，一个是为未来，但是都有其重大功用，对于国家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是，政府和学者的作用切不可丝毫互相抵触，必须互助合作，互相鼓励，共同为文明进步而努力。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