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格奥尔格·哈曼是虔敬主义的代表之一，出身十分卑微，然而他却给了启蒙主义一个沉痛的打击，被誉为“狂飙突进”运动之父，并为浪漫主义运动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哈曼1730年生于当时的普鲁士柯尼斯堡，父亲是一个澡堂门房，叔叔老约翰·哈曼是巴洛克晚期作家。哈曼自幼受过许多私人教师的教育。
1746年入学柯尼斯堡大学攻读神学，后转学法学，然而他自己却喜欢专研语言学、文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这给了他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体系。
1749——1750年任职于一家主要介绍法国思想的杂志社。1752年肄业离开大学成为了一个庄园主，在此期间，哈曼立志于自学。此时的哈曼生活过的并不如意。
1757年，哈曼受到委托，去伦敦执行一项外交与商业任务。然而最后却搞砸了，这件事令他十分绝望，因为哈曼本想当一名外交官，现在希望却破灭了。在此之后哈曼只能游荡异乡，放浪形骸。
在他流浪期间，哈曼和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发展了一段同性恋关系，最后却因此人被富人包养，令哈曼极为愤怒且绝望。而此时，哈曼的健康也非常糟糕。
于是在1758年的冬，哈曼整天独自一人在一间出租屋内，阅读圣经成为他唯一的安慰。而正是在他读圣经的过程中，哈曼体验到了一种震撼的神秘经验。他认识到圣经里的故事正是每个人的故事，他体会到上帝在直接与他的灵魂对话，并告诉他有些精神性的东西具有无限的意义。
从此刻开始，标志着哈曼与启蒙主义的决裂。
在此期间，哈曼在写作中表达了很多自己的观点。他否定了启蒙主义认为的，人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用经过上帝的帮助就能达到完美的幻想。他认为人的思维与行动实际上也是上帝通过人完成的上帝自己的思维与行动，因此人类的所有行动都见证了神圣的存在。
他说：“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一切行为都需要上帝的帮助，就像我们需要呼吸来维持我们的活力与行动一样…在我们鼻子中的生命呼吸同时也是上帝的呼气。”
另外，哈曼质疑了启蒙运动关于理性的统治地位的观点。人们有必要分清楚神启和理性的区别，在神启中，事实通过上帝的恩典告示和给予人，而在理性中，人们只能对那些被给予的事实进行推理。即理性只能对既定事实推理，而不能创造事实。
“理性最大的悖论和滥用就是它试图解释启示。一个为了取悦理性而忽视圣言的哲学家与犹太人没有两样。犹太人越是坚定地遵守旧的约，就越是顽固地反对新的约。”
哈曼回到里加后，因为和旧友的在信仰和理性上的冲突，给调停人康德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哈曼嘲笑了旧友试图用一个哲学家来改变他的信仰的做法：“我几乎要嘲笑一个哲学家对于最终目的的选择，要我改变观念。我看待那份最好的描述，就像一个明理的女孩看待一封情书，我观看鲍姆加特的说明，就像观看一份幽默有趣的小品。”
有趣的是，哈曼在信的最后巧妙地引用了休谟的观点，之所以说是巧妙地引用，是因为休谟的本意是借无法找到对信仰的理性根据来攻击信仰，哈曼却把其颠倒过来，试图说明信仰根本无法用理性批判。这个论证对后来的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久之后，哈曼又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苏格拉底》以进一步划清信仰与理性，以及自己与康德的界限。这篇著作是对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至上原则的第一次有力攻击。
哈曼指出，信仰是一种直接的经验，信仰的感觉是一种直观的知识而不是可以推论的知识即理性。它是一种个人的体验，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当事人本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被给予的。因此人类根本无法证明和反驳它们的存在。
哈曼于1763年发表了《果壳中的美学：希伯来神秘主义散文中的狂言》，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把艺术从理性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这部著作也被视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圣经，而哈曼本人也成为了“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言人。
哈曼在这部作品中指出，艺术家应该自由地发挥想象力，展现与真实情感，而不是顺从各种理性原则，道德准则之类的外加之物。表达个性是美的前提。
虽然当时大多数艺术家并不否认与想象力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艺术必须遵守规范，不论是技巧、道德、习俗还是逻辑。而哈曼则完全否认所有的一切规则和标准。
此外，他还认为艺术家应该模仿自然并展现上帝之道，但哈曼所说的模范自然和以往的通过遵守规则来模仿自然完全不同，他主张通过描绘亲身体验和感觉来模仿。
艺术对于哈曼来说是一种翻译，翻译的对象是上帝的创造之物，“请说我能看见你！——这个愿望得以完成是通过创造，而创造是通过创造物而完成的对于创造物的言说…言说就是翻译——从天使的语言翻译的语言，从思想翻译成语词——从事物转变成名字——从形象转变为符号。”
哈曼的一系列哲学观点和论证对于“狂飙突进”运动和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影响巨大。
浪漫派思想家的诸多著作中的主张都可以追溯到哈曼的理论，例如在施莱尔马赫的《论宗教》，荷尔德林的《许珀利翁》，谢林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诺瓦利斯的《夜颂》等。艺术家和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再受到规则、理性、习俗等的限制，可以信马由缰地表达自我，任由创作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