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是清朝第八位皇帝，是清朝唯一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皇帝。皇帝自古以来就是荣华富贵的代名词，富有四海的皇帝一旦崇尚节俭就会被史录在册并大加颂扬，但是一生节俭的道光帝却被人揶揄，因为他不是节俭而是抠门。
道光皇帝的俭朴之所以被人揶揄，是因为他节俭得过分了——该省的一定要省，不该省的也必须省，这就超出了节俭的范畴，显得吝啬了。所以，说他“抠门儿”好像并不过分。道光帝的节俭，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那是嘉庆二十三年的九月，道光随父亲嘉庆皇帝前往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祭奠先祖。晚上就住在沈阳故宫里，虽说是宫廷，但实际上相当局促简陋，不要说无法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就是山西晋商的王家大院，也不知比沈阳故宫阔气多少倍。
嘉庆皇帝特意把道光领到了清宁宫东暖阁，又叫人从仓库里拿来了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用过的遗物：已经没人会用的糠灯，牛皮制成的蠢笨的乌拉，不施油彩、不加雕琢的拐杖。看着这些简陋的物品，听着父皇的讲解，回想着祖先创业的艰难，道光立志要节俭律己。
回京后，道光与妻子一说，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间里除了床铺桌椅以外的家具陈设。此后，每日下午四点前后打发太监出宫买烧饼。来回路远，太监怀里揣着烧饼，一路小跑，烧饼仍不免冰凉坚硬。夫妻二人毫无怨言，沏上一壶热茶，啃完烧饼，立即睡觉，这样，连灯都不用点了。道光皇帝登上皇位之后，迅即倡导节俭之风，并推而广之。
道光元年，皇帝发表了一篇节俭的宣言书——《御制声色货利谕》，表达了节俭的理想：第一，重义轻利，不蓄私财。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他引用古人的话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呢？他说，我给你们省。
第三，不再增建宫殿楼阁。经过康雍乾几代经营，皇室居所已经尽善尽美，除了日常维护外，不必再修。今后那些想拿工程回扣，想讨好皇帝的人再打增建这个主意，花言巧语，蛊惑圣听，就是大清万世的罪人，将立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一片颂扬之声。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这不，眼前就有一个难题，道光帝说停止进贡，但各省官员谁也拿不准能不能当真，何况进贡本身对地方官来说也是有利可图。于是，心照不宣，宁左勿右，照常进贡。当然，进贡不叫进贡，叫孝敬，在皇上面前言辞再恳切些，不怕他不收。
于是，福建的荔枝、江西的春笋、云南的药材、浙江的茶叶、扬州的玉器、景德镇的瓷器等仍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道光皇帝为难了，处分送孝敬品的各省官员？古语说得好，伸手不打送礼的，而且法不责众；如果将这些孝敬退回各省，运费就会翻番，想想都心疼；但如果接受了孝敬，岂不是出尔反尔。
送孝敬品的官员不厌其烦地劝说皇上，这些东西本是生活必需品，您不收，内务府也得到市场上去买。不成想，一提内务府，却立竿见影，道光帝马上下令“赏收”。各省的差官欢天喜地，忙不迭地叩头谢恩。
为什么一提内务府就立竿见影呢？
内务府是一个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内务府大臣就是皇帝的大管家。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当时官员盘剥百姓，上级官员盘剥下级官员，内务府官员盘剥的对象就是皇上。大家肯定会感到奇怪，内务府连皇上也敢克扣、盘剥？当然敢克扣，内务府主持皇室家务，事涉宫闱，国家监察体制对其不予监管，由皇帝直接监管内务府。但是，皇帝根本管不了内务府，原因有三：
一、离开了内务府，庞大的皇室就玩不转了。所以，皇帝也不得不迁就些；二、以主子之尊，与奴才们斤斤计较，开不了口。因为这种举动有失身份，而且这种社会经验很不足的皇上也算计不过内务府；三、内务府大臣都是皇帝较为亲近贴心的人。皇帝因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应了那句话: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内务府就是个“灯下黑”的地方。
内务府官员克扣、盘剥皇帝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工程回扣，二是为皇家购物时报花费，无论买什么东西，一经内务府的手，顿时价码倍增。
道光皇帝厉行节俭，内务府阳奉阴违，所以，一提起内务府就头疼。收下了各省送来的“孝敬”，道光帝感觉这终究不是个办法，于是，折中办理，删改则例，减少贡品数量、种类，如属于奢侈性享受的贡品就彻底禁止孝敬，其他贡献的品种和数量也有所减少，并强调按此落实，各省不得自行其是，擅自增减。比如，规定辽阳的香水梨以后每年进二百个。盛京官员跟皇上说：皇家那么多人口，这二百个梨哪里够吃？道光帝说：不吃，留着上供用，二百个足够了！
因为削减了贡品，而道光帝又将宫廷每年经费降到二十万两。事实上，偌大一个宫廷每年最少需要四十万两才能支应得开，于是宫廷生活艰难起来。道光皇帝带头过紧日子，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了龙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
《满清外史》记载：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么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别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个月，可见，他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说明衣服不多。又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嫔妃平时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得穿锦绣的衣服。多亏皇后是个贤内助，苦苦支应，仍感入不敷出，想了很多办法，平衡多方利益，协调各面关系，才把皇家的日子对付着过下去。
道光帝对皇后的贤惠十分满意，逢皇后生日，决定为皇后祝寿。满朝亲贵重臣献上寿礼，拜完寿，自然留下赴宴。众多文武百官心想皇家御宴将是何等排场，不料开宴才见一人一碗打卤面，后来听说，为此次寿筵，道光帝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而皇后更是高兴，因为道光帝曾明确规定：万寿节、皇后千秋节及除夕、元旦、上元、冬至的庆贺礼仪筵宴停止举行，这回算是破了例了。
道光的节俭也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道光十一年夏，道光帝曾经作《御制慎德堂记》，他告诫皇子皇孙祖宗创业不易，切勿“视富贵为己所应有”，应该做到“饮食勿尚珍异，冠裳勿求华美，耳目勿为物欲所诱，居处勿为淫巧所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思及此，又岂容逞欲妄为哉”。
道光之意是：不要把富贵看成是受之无愧的，吃饭不要追求山珍海味，穿衣戴帽不要追求华美时髦，耳目不要被视听享乐所引诱，居住不要被豪华气派所迷惑。不要做那些无益的事情，不要把那些罕见的东西看得很珍贵，一丝一粟，都是百姓的血汗，想到这一点，怎么能任意挥霍呢？一个万乘之尊的封建帝王能认识到这点实属不易。
皇室婚嫁是一件劳民伤财的大事。道光帝有九个儿子、十个闺女。儿子中，长大的有六位；闺女中，长大的有五位。道光帝得子较晚，在他逝世的时候儿子大多未到议婚的年纪，但他指示将来婚礼一律从简，而且，要求女方家置备装奁也不得奢华，否则，不仅将奢靡之物掷还，还要接受处分，儿媳妇给公婆的各种礼物一概豁免。
至于公主出嫁，费用不得超过二千两白银。额驸家对皇家的聘礼也须相应减少，如在公主下嫁前额驸家应进的“九九礼”则干脆免掉，这样反倒使皇家省去了一顿招待额驸的筵席开支。后来，道光心疼自己养大的闺女白送了人，又恢复了“九九礼”，但改为象征性的“羊九只”，依然不设宴，把羊收下后赶到御膳房，与客人寒暄几句就端茶送客了。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以此转变官场奢侈腐化的风气。他一看到官员衣服光鲜，就露不悦之情，甚至规定旗员六品以下，不得衣着绸缎，一律布衣布靴。对于不能节俭的官员，他能加以处分。道光十年，有人举报盛京将军经常在家里演戏宴乐，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职务。《清宣宗实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道光十四年冬天，道光检阅京城的禁卫军，看到官兵都穿着朴素的衣服，高兴地说：“一洗过去的恶习，崇实务本，不失满洲旧风，将几位主管官员各提升一级。”
在道光帝的影响下，官场风气有所转变，至少北京如此。几天过后，官员们上朝都穿上打补丁的衣服。议事结束，红日东升，乾清门内外光明一片，只见满朝文武个个灰头土脸，虽不至于衣衫褴褛，但当时的一般中产阶层也不致于这副打扮。临散朝，彼此之间免不了拉拉家常，或者互相哭穷，或者交流节俭经验，比如哪儿可以买到便宜蔬菜，如何将一斤米煮出五斤饭，等等。
道光皇帝哪里知道，此时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品相稍好的旧衣服比新的还贵呢。有些穷京官儿买不起，就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加上补丁。道光帝眼见满朝文武都穿旧衣破袍，认为自己勤俭节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于是节俭得更加起劲。
身居宫禁，不了解民间物价，道光经常向大臣打听宫外的物价情况，如一斤肉要多少钱，一斤菜要多少钱，等等。无奈众臣也不知其详，本想缄口不言，无奈皇帝一再追问，逼急了就信口胡诌。道光皇帝厉行节俭，成天与内务府斗智斗勇。有这样一件事儿，道光帝就没让内务府得逞。
根据《春冰室野乘》这部载，有一天，道光突然想吃“片儿汤”，这是民间一种最普通的面食，派太监跑去跟御膳房一说，不料厨师一口回绝，不会做。御膳房的厨师怎么这么大的谱儿？原来，皇帝谁都敢处罚，唯独对厨师客气一些。为什么？怕厨师挨完处罚以后记仇，报复皇帝——下毒。因此，皇帝的厨师很少挨罚，而且都是终身制加世袭罔替，没办法，这是皇家传统。
道光没吃上片儿汤，也没当回事儿。不料第二天早上，内务府大臣请见皇帝，说有重要事情请示，道光帝赶紧召见，一问，原来是内务府奏请增设“片儿汤膳房”一所，提出了近万两白银的开办费。道光帝说前门外饭馆一碗片儿汤不过四十文制钱，让太监去买就是了，何必增设专门的膳房。那就让太监去买吧！碰了一鼻子灰的内务府大臣扔下一句不阴不阳的话，灰溜溜地走了。下午，去买片儿汤的太监拎着空食盒回来了，报告皇帝前门外饭馆倒闭的倒闭，没倒闭的也不卖片儿汤了。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但高价“片儿汤膳房”最终没开成。
《春明梦录》里还记载，一次曹振镛跪奏军国大事，道光帝一眼就瞥见了他膝盖上打了补丁，忙问补这个补丁花了多少银子。曹振镛考虑到内务府会报花账，三思之后，顺嘴说了句三两。实际上，当时三两银子能做好几条裤子了。不料，道光皇帝听后龙颜大怒，研究军国大事的心情一丝一毫都没有了，立即召来内务府大臣，痛骂一顿，指责其补一块补丁报销了上千两银子，简直丧尽天良，欺人太甚。
没想到内务府大臣理直气壮——皇上裤子上的补丁是在苏州打的，手艺好，工费高自然。而且，您的裤子是湖绉——浙江湖州产的一种丝织品，剪了几百匹湖绉，才对上花纹儿，所以，您看最后补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保镖押运的费用也不低……
什么？还带了保镖！道光帝急了。那是自然，万一裤子丢了，皇上怪罪下来，我们的小命儿不得玩儿完吗？大运河鲁西南段儿治安不好，不得不防。内务府大臣从容应答，而且越说越有理，一幅言之凿凿的样子。道光皇帝不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竟也无言以对。内务府大臣接着说：所以，一千多两银子根本不贵。皇上要是嫌贵，以后咱就在北京补，不去苏州，按说内务府的织造处也能补，不过最近内务府快成清水衙门了，织造处的好工匠也走得差不多了，手艺高低您老可得迁就些。
道光皇帝一听，连忙摆手，心里说以后俺再也不敢麻烦你们了。斥退内务府大臣。以后道光再有缝缝补补的活儿，就找后宫的嫔妃干，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尽管手艺差点儿，但不用花费啊，而且，龙袍一穿，里面的裤子也看不出有没有打补丁。事后，谨小慎微的曹振镛后悔不迭，几次想到内务府去解释一番，又无法张嘴，所以，当道光皇帝向他咨询鸡蛋多少钱一个时，这位曹大人死活不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既怕说出后得罪内务府，又怕道光帝发誓再也不吃鸡蛋，甚至鸡都让后宫去养。
当时，大臣来京觐见述职，如果皇帝高兴，会留下吃饭，名为赐宴。但说归说，你可别当真。道光说完赐宴，大臣们心神领会，立即出宫，随便找个地吃饭去，他们内心里十分明白：皇帝是不会真的请吃饭的。上谕一发，天下皆知，被赐宴者面子就有了，你还当真想吃这顿饭？现在已不仅仅是节俭，就是抠门！道光皇帝抠门儿就抠门到这种程度。
道光不仅在生活细节上吝啬、抠门，在为国方面也是如此。道光初年，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数万清军万里远行，征战数年，终于平定了叛乱。道光八年夏，清政府在午门举行献俘礼，现场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令道光帝心潮澎湃、陶醉不已，他立即做出一件“壮举”——宴请平叛有功的将士。几天之后，宴会在清漪园万寿山下的玉澜堂举行。将军们筷子一挥，几碟小菜立即见底，吃又没得吃，退席又不敢，只好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后来，在探讨新疆设防方案时，将军们提出的布防方案就是通不过。本来，将军们已经考虑到了道光帝的吝啬，准备上奏仅要一万八千名士兵镇守新疆，但道光帝一下子就给砍去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军留守六千人。将军们愤然回击，提出专守新疆东部，西部自治，不予设防的方案。道光帝又大骂他们放弃新疆防守，指责其居心叵测。
经过几年的争执，根据《清史稿》记载，最后决定于“各省绿营兵额内裁百分之二，岁省三十余万，以为回疆兵饷”，方案才得以通过。此后，在鸦片战争中，道光帝急于妥协，也不能不说与吝啬的个性有关。总之，在讨论诸如海防、边务、黄河治理等问题时，大臣一提到拨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悦之色。
道光皇帝崇尚节俭，一则是生性吝啬，视节俭为理想、乐趣，再则，是以此作为挽救财政危机的一种对策。道光初年，清朝政府面临财政危机。清政府国库年收入从乾隆中期起就达四千余万两白银，至嘉道年间，总收入虽未比乾隆朝减少，但日子却越过越紧。显然，这是因为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此时，国家财政上的黑洞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第一个黑洞是皇族人口日益增多。顺治初年，皇族不过两千余人，到道光时期已达三万余人。这个庞大的贵族群体不劳而获，全靠国家养活，并且需要提供优厚的待遇，每年耗资数百万两，日渐成为沉重负担。
第二个黑洞是因物价上涨造成。道光初年的物价，已经是康熙年间的五倍，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粮价上涨。这样一来，国家机器运转的行政成本大大提高，而清政府的赋税标准却定于康熙年间，不能调整，为什么？祖制不许可，康熙帝不是说过“永不加赋”吗？而且，从嘉庆朝开始，每年按照祖制征收的赋税也不能保证足额上缴国库，各省都有亏欠，每年全国亏欠数百万两，这部分钱大多挪作地方开支，一部分入了官员腰包。
第三个黑洞是从乾隆晚期开始，社会矛盾加剧，起义此起彼伏，用于的军费开支大增。从乾隆末至嘉庆初年，清政府为白莲教大起义，花费军费2亿两白银，这是有清一代“成本”最高的一场大征伐，几乎耗尽了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国家财政从此一蹶不振。而边疆、内地的起义还时有发生，围剿的军事行动成了财政上的一大黑洞。
第四个黑洞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灾害频发，救灾支出大增。譬如，黄河年年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住决口，结果生生将黄河堵出了个“地上河”，从此，黄河更加容易泛滥，形成了恶性循环。此外，淮河、运河也是百弊丛生。乾隆年间，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钱不到一百万，而从嘉庆年间起每年动辄上千万。
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帝猝死前夕，国家花了一千万两白银才堵上河南马家营决口，没来得及松一口气，轰隆一声巨响，下游仪封三堡大堤又决口三十余丈。嘉庆帝闻讯欲哭无泪，不堵了？千里泽国，哀鸿遍野；堵？要拿国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往黄河里扔！
第五个黑洞是吏治，这增加了行政成本。比如，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道光帝即位之初，财政上出现了平定三藩以来百年未见的窘境，国库储备仅剩下二千万两。在乾隆时期，国库白银储备最高达八千余万两。考虑到治理黄河堵一个决口就要上千万两，就可知国库储备的确太少了。而且，不知道道光皇帝意识到没有，这个国库储备余额还仅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到底有多少，他恐怕连核查的勇气都没有。
怎么办？当时中国是农业社会，财源有限，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工夫了。但是，绝不能高估这种近乎吝啬的“节俭”的意义，道光皇帝的节俭主要是省自己，其影响的范围更是有限，离开了北京，官场生活依然故我，梨园声色，饮食精靡，变本加厉，官员、盐商生活豪奢，是道光想都想不到的。
根据道光年间在西北任职的张集馨回忆：来往于、新疆以及甘肃、四川的官员皆经过西安，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这就是道光帝节俭主义之下、官场的真实写照。
光绪年间，做过中国驻英法等国外交官的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转叙了道光年间一位治河官员的回忆：当时，南河总督设在清江浦，每年耗费治河经费数百万两，但实际上用在治河上资金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被他们贪污或挥霍了。们的饮食、衣服、车马之类，争奇竞巧，极端奢侈。就拿宴席来说，一种豆腐就有二十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五十余种花样。豆腐需在数月前购集物料，挑选工人，细心制作。客人尝了他们宴席上的猪肉脯，赞叹不已。
一个客人起身上厕所，见几十头死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追问这是何故？原来刚才所吃的一盘猪脯，就是这几十头猪的脊背上的肉。这种猪脯的制作方法更是闻所未闻：将这几十头猪关闭于室内，拿竹竿打，猪奔跑嚎叫，猝然死去，赶紧割取猪背上的里脊肉一片，荟集几十只猪，才能供一盘猪脯。据说这样打死的猪，其精华集中于脊背，割而烹之，甘脆无比，其余的肉都腥恶失味，不能再食。
鹅掌这道菜的做法更是出奇。将鹅圈在铁笼里，笼下点着炭火，鹅环奔数周而死，其精华集中于两掌，每一席所需几十只乃至上百只鹅，而割去鹅掌后，全鹅弃之无用。还有一道菜叫鱼羹，取鲜活的大鲤鱼几十尾，倒悬于梁上，下承烧得沸腾的水锅，敲碎鱼头，鱼血滴入锅中，鱼尚未死，为蒸汽所逼，摇头摆尾，一刻不停，鱼血直到滴尽为止，锅中红丝一缕一缕连绵不绝，厨师撩血调羹，而全鱼就无用了……
据说，这种宴会食物种类繁多，一场宴席历时三昼三夜，其间名菜佳肴连续不断。伴随宴席，声色犬马，歌舞升平，奢华之极。可见，道光皇帝的“节俭”对官场奢靡的风气没有多大影响，那么，其“节俭”影响了他的儿孙吗？试看咸丰纵情于声色，儿媳慈禧大兴土木的生活就可知，其影响力是多么不值一提。这对道光帝的节俭形成了相当辛辣的讽刺！
那么，道光帝的“节俭”有助于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吗？尽管道光皇帝为国家节省了一些经费，却无助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财政状况也未见彻底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以至有的大臣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这个疑问何尝不同样困扰着道光帝呢。总之，作为一国之君，不去大刀阔斧地开源兴利，而在一饭一衣上锱铢必较，这就不是节俭，而是舍本逐末的抠门儿、吝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