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历史，任何一个统一大陆的朝代初期，都渴望四方宾服。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即位后，便派使者携带国书前往日本，表达了两个意图：首先希望他们来朝贡，其次要求解决扰乱明朝的倭寇问题。然而，当国书抵达日本后，却遭到了冷遇，不仅没有如愿来朝贡，还将使者杀害。这让朱元璋感到羞辱和愤怒，他威胁要发动军事行动，以征服日本为目的。
面对朱元璋的开战威胁，日本摄政王怀良亲王以坚定而有力的回信相应，这封信既给予了“天朝”面子，又暗示了强硬的态度。小小岛国竟敢杀死大明使臣，这与两场重大历史变故有关。一是南宋灭亡，一是日本抗击蒙古入侵。在南宋灭亡前，中国是日本心目中的榜样；在南宋灭亡时，日本举行哀悼活动，以此表示对中华文明的深厚感情。而在蒙古入侵期间，由于忽必烈的大船队被台风摧毁，加上自己的抗争，使得日本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战胜中国。
尽管百年后汉人复兴成功，但对于继起的明王朝而言，在当时的人们眼中已经失去了正统的地位。朱元璋视日人为“无道民为贼”的笑柄，而日人却认为自己比不上的明王更加有资格继承中华大统。大明与日本之间剑拔弩张，只待一触即发。但面对朱元璋不断逼迫的情况下，日政者依然坚守原则，并且拥有更强大的底气支持这一决策。
追溯到更深层次，我们发现：日政者的这种“战略”眼光，以及他们对抗中国能力所依据的事实，是令他们足以撑起反抗中国压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也体现在怀良亲王所作出的回应中，他相信，大明帝国作为力量，对外扩张极其有限，从未有过征服海上岛屿国家的情形，因此不可能取得海上战斗胜利经验。因此，这位掌控着半个江山的大人物，即便承认本国尚未达到能与之较量的地步，但他判断大明皇帝不会做出像蒙古远征军那样的事情，所以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正动手。此举实际上是在向朱元璋发出挑衅—如果你真的打算进攻，我也会准备迎接你。
正如怀良亲王预料的一样，大话压人的效果并未产生转变，只有一阵风过去，无论是因为害怕神风还是担忧重蹈覆辙，或许还包括韬光养晦，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不知他是否真的是因为这些理由才选择了宽容，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再次见识到双方直接交锋。最后，在留给世人的丹书铁券中，规定了 日本为“不征之国”。看似宽恕实则无奈—我放弃攻击，你也别再惹我。我不打你，你也不要再招惹我。大 明时代，与 日本力量虽悬殊— 大 明 国力显著高出小打小闹的小岛几筹——但从两国间竞争和斗志看，则呈现出一种平衡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