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乾隆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1711年9月25日出生于一个充满荣耀的朝廷。306年后，我仍然在人间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我的统治时期，从1735到1795年，我致力于维护和发展中国的繁荣与强盛。
作为一位深明大义的君主，我体谅西洋各国之所以贫穷困顿，是因为他们缺乏物产丰富的地理环境。我决定允许他们在澳门开设洋行，以此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帮助外国人民改善生活，并且增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然而，对于英人的土地请求，我必须坚决拒绝。这是因为天朝法制森严，每一寸土地都被视为版图的一部分，不容分割。我的意思很清楚：你应当明白我的意图，更加努力地展现你的诚意和顺从，这样才能保全你国家的安危，并共同享受太平盛世。
我是雍正皇帝第四子，也是最有才华的一位继承人。自小就得到了祖父康熙皇帝的心欢，因此在雍正即位后，被秘密确立为接班人。在1735年的某个瞬间，当雍正驾崩时，我顺利继承了宝座，这是我个人事业上的第一次巨大成功，也许这就是我后来的“好大喜功”行为的一个原因所在。
虽然内政方面并没有做出特别显著的创举，但我继续实施了雍正时代提出的政策，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此外，以个人威望维持统治稳定，使社会经济进入了一段稳定发展并达到繁荣的阶段。这让我非常骄傲，因为我可以自称为“十全老人”。
所谓“十全武功”，包括对准噶尔部、回部、新疆、大小金川、林爽文起义以及缅甸和越南等多次征战。但实际上，只有西北地区对历史影响最大，其中包括三次平定准噶尔部，最终迫使首领逃离新疆，并设置伊犁将军，加强喀什地区管理，大幅减轻维族地区赋税负担，为中国历史贡献了一笔重要财富。
除了这些军事成就外，文化领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地方。我不仅自己作诗达四万余首，还喜欢题诗于游览名胜古迹之处。而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化修养，或许真心热情组织了许多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比如编撰《四库全书》、《大清会典》等书籍，以及校刊重刻《十三经》、《二十二史》、《三通》等珍贵古籍中的作品，其中以《四库全书》的编撰尤其令人瞩目，它收集并保存了大量古籍，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推广。
尽管如此，在晚年的某个时刻，当乾隆沉浸在同历代帝王相比之中，他认为自己不但得到了正确的大国地位，而且扩展了领土范围，将更多民族纳入服从之列，同时民众安宁，这些都是他认为难以匹敌的事实。他甚至将这一切看作是一生的无数次庆典巡游（其中包含孕育无数风流传说的“六下江南”）中的精彩点缀。他统治期间，是中国封建文化集大成时期，而他本人的思想和制度也达到了顶峰。
当乾隆沉醉于这些辉煌成就的时候，那也是整个帝国深陷迷梦中睡眠最深的时候。欧洲列强已经开始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而我们却被看似完美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束缚住前行脚步。当那场腐朽落后的清王朝成为历史往事，我们或许会重新审视乾隆时代究竟给予我们什么，以及他的存在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