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的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所以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朝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邙山爆发的大战里，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而原有的以六镇北族兵为主的军队损失惨重。于是，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便有扎根本土关陇豪右集团作为主要争取对象。
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在短短三十多年间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使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之门，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如同其他诸侯不可比拟。
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一般农民则免去了服兵役责任，以避免耽误老百姓耕作，从而国家经济得到正常发展。此道理在于府兵制诞生在乱世，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非强行摊派，它与明代卫所制制度起源并不相同。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存在。
虽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这一种兼并一方面是由于特权阶级存在，以及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的必然结局。在隋朝及唐前期，由于山东河北地区魏齐两百年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私人掌握，因此隋朝统治者不会进行强硬改革，只能授田是一种形式。而相对应的是关陇地区，因长时间战乱和地主经济衰退，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稳定维持均田制度。
隋朝府兵来源史料有缺，但从唐承隋制，可见《新唐书》记载全国折冲府共566处，其中关中的数量占四分之三以上显然表明关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没有必要移动这座城市，因为它代表了一切。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理解为何那些皇帝宁可忍受饥饿也不搬到别的地方来看待他们的人物选择和政治环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