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历代皇帝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迁都洛阳，乌孙之谜在于社会根深蒂固的政治格局。据说是因为他们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西魏与东魏在洛阳北部的邙山爆发大战，其结果宇文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惨败，而原有的以六镇北族兵为主的军队损失惨重。于是，无奈之下宇文泰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将关陇豪右集团便成为他主要争取对象。
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但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而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一种方式，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猛兽般强悍，与其他诸侯国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方面，由于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国家从农民家庭挑选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并免除了一般农民服兵役责任避免全民征召制造成的问题。此制度诞生在乱世，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不是强迫摊派，它与明代卫所制起源不同。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在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建立。
虽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这一现象既由于特权阶级存在，也由于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自身脆弱性的必然结局。在隋朝及唐初期，由于山东河北地区的地主经济较为发达实际掌控土地并不多，这些地区因新近依附故隋统治者不会进行强硬改革故而授田仅能形式化处理。而相对应的是关陇地区因长时间战乱地主经济地方势力并不发达，所以土地基本掌握国家手中均田制度能稳定维持下来。
隋朝府兵来源史料有缺，但根据《新唐书》记载 唐承隋 制，可以由其情况来推断显然关中的及周边地区是府兵主要来源。
既然国以兵立若 隋唐以府 兵设 立 国，那么也就难怪 隋 朝始终宁愿做逐粮天子，也不愿放弃关 中 地区冒险迁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