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被刺身亡后，罗马政治格局再次动荡。许多平民开始怀念恺撒时期的好日子，他们纷纷指责共济会以及元老贵族心目中的“杀害暴君者”——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为凶手，为恺撒复仇的呼声此起彼伏。那时的罗马政治舞台上又掀起了一轮新的权力争夺战。一个年迈无为的明星徐徐升起，那就是盖乌斯·屋大维。屋大维是恺撒的侄孙，被恺撒收为养子并指定为继承人。屋大维当时仅是一个18岁的青年，他既有戎行之才，也有权谋之术。但他胸襟宽广志向远-big,颇具雄心，依托恺撒的产业和名望，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地位。
那时候安东尼成为恺撒派的一个重要人物，因为恺撒派缺乏对于夺权斗争的一致操持，以“罗马集文泰斗”西塞罗为首的元老院天位有所削弱。西塞罗与元老院看中了屋大维的潜力，考虑使用他对抗安东尼。而屋大维也很机智，他先后与元老院开启沟通，迫使元老院补选他为公元前43年的在朝民，一旦羽翼丰满，他便转而与反对元老院的大势力联合。
同年春，屋大维与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历史上所谓的“三头联盟”。三头协议分治世界五年：安东尼统治亚洲；屋大维控制非洲、西西里及希腊；雷必达掌握西班牙；意大利及罗马则由三人共治。而关于希腊，由于尚在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手中，所以归还给了安东尼或许是由屋大维处理。此举标志着“前三头联盟”的结束，而“后三头联盟”却是公开结盟，由元老院及国民大会承认，与在五年间处理国家事件的事实势力有关。
后三头掌权是在以“报复暴君”的名义下，在罗马宣布公敌，并在那场报复战争中，其中包括300名元老和2000名骑士牵涉命运。那一年，即公元前42年，安东尼与屋大維进军希腊，对付共和派进行了菲利比战争，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击败，最终消灭共和派力量。
到公元前40年，“后三头”已分别界定各自的地盘：安东尼控制亚洲区域；屋大的意大利以及下卢地区；雷必达统领北非。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代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从传统贵族制向新兴帝国制度转变。在这个背景下，不断扩张的地方自治区，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自治运动，也正迅速发展起来。
至此，“二重首都计划”，即将把埃及纳入帝国版图，并确立一条新的贸易路线，从而进一步加强帝国中央政府对边疆省份（如埃及）的直接管控。这一政策不仅巩固了皇帝对这些省份绝对控制，还促进了经济繁荣，使得这些地区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也增加了皇帝本人的个人影响力。
然而，这种中央集权化趋势并不意味着所有地方都完全失去了自主性或特有的文化身份，而是一种更加精细化管理下的多样性整合，是一种从属关系之间更深层次融合。这也是为什么说古代帝国主义虽然存在压迫，但它同时也能带来相应程度上的发展，它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完善、高效的人口分布模式，有利于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及其经济基础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拥有特殊地理位置或资源优势的地方来说，其作为单独实体的问题意识可能就会变得较低一些，而更多地倾向于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享受到来自中央政府提供的一些保护伞和支持，如税收优惠、行政资源分配等等，这些都是过去难以实现的事情，因此尽管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但它仍然具有吸引力的因素。当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就有人会因此感到不安或者愤怒，因为他们担忧自己失去独立性，不再属于某个真正意义上的小邦王国，而是只剩下作为帝国的一部分角色。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待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是整个社会结构调整的一个自然结果，是为了更好的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更有效率地进行事务管理，并最终达到一种更加稳定的状态。
总之，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能否认这段历史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且不可逆转的人类活动，这些活动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一切似乎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构建一个超越民族、宗教甚至文化差异的大型国家单位，一种能够跨越地域界限，以全人类共同参与合作推动社会进步并保持长久稳定性的政治组织形式。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事业，更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任务，它需要持续不断的心血投入，以及大量策略规划才能完成。但正如我们今天看到那样，这样的努力最终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伟大的遗产——现代民主国家体系，即使面临诸多挑战，但它仍然坚挺立足于这个地球表面上，每一片绿洲般的小块土地都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