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宋朝设立通判的初衷，是为了让这个官职对知州、知府行使监察作用。瞿蜕园在《历代职官简释》中指出：“宋代初设通判之时，其职权几乎与知州、知府无异，名为佐官，但实际上是共同负责，并且有时甚至是对知州、知府进行监督。”这一说法非常准确。
我们可以进一步查阅《宋史·职官志》，发现它提供了更多关于通判设置和职责的细节。在《宋史·职官志》的记载中，我们看到：“宋初为了防止五代藩镇的专横行为，在乾德初年下达命令，开始在湖南地区设置诸州通判，并指定刑部郎中贾玭等人担任此職。建隆四年，皇帝颁布了一项新的规定，即知府必须与长吏和通判签署公文才能处理事务，这样一来，只有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才会设置二员或一员的通判，而小郡则不设或少设。此外，对于武将担任知州的小郡，也可能特地设立一个试秩级别较低的通判兼任 知州。此外，此类副手还负责辅助地方政府管理兵民、钱谷、户口、赋役以及听审案件，他们拥有裁决权，可以决定是否批准某些决策，与其他守臣共同签字并实施。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高级官员如果表现出色或存在问题，都能向中央报告。”
此外，《宋史·职官志》中的另一条记载也提到：“对于地方行政机构而言，要防止唐五代藩镇时代出现的问题，便采取措施用文臣担任知州，同时再加派一个叫做‘监察御史’的人物作为其副手，即所谓的‘军事总管’。”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针对当时地方军阀专横行为的一种制约措施，让他们明白自己并不完全掌控一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键时候，皇帝通常亲自挑选这些监察御史，以确保他们能够忠诚地执行任务。例如，当赵廷美被贬至房州时，由赵光义亲自选择阎彦进作为房州刺史，并由袁廓担任房州都统，他们各自获得了300两白金作为赏赐。这反映出赵廷美事件是一件极为敏感的大案，而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证事情得到妥善处理。
袁廓之前曾经担任楚州刺史，因此他的资历相当可观。他后来又参与接收吴越王归国的事宜，为太宗所器重，每次宴席上都会给他特别安排座位。而他此次被调往房县充当都统，也体现出了他与太宗之间心照不宣的情谊。不过直到赵廷美去世后，袁廓才返回朝廷，并最终升迁为三司清法使。
从文章内容看，这里的“副手”角色其实更像是一个监督者或者辅助者，有时候甚至比主管更加具有影响力。这种制度虽然设计得很完美，但随时间推移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和弊端，不断需要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