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皇帝宁愿饿肚子也不迁都洛阳：关陇地区的地位与社会脉动
隋朝的皇帝中宗，据说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因此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西魏与东魏在洛阳城北部的邙山爆发大战，那场战争对宇文泰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惨败。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成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情况，在战争和征服之路上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由于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它能够避免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也能得到正常发展。这制度诞生在乱世，其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这存在前提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
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这种兼并既是特权阶级存在，也是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的必然结局。在隋朝及唐早期，由于山东、河北等地区地主经济较为发达，而这些地区依附之新近，所以不会进行强硬改革；相对而言，因战乱频繁的地方，如关陇地区，则国力较强，可以稳定维持均田制度。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大量府兵来源于关中及周边地区，因此，当国家需要大量粮食来支持战争或平民生活时，他们会寻求从其他区域调拨过来。但这过程复杂且耗费时间，每一次转移都会导致政治和经济上的波动。而为了确保供给稳定，以及防止因物资短缺引起的大规模抗议或叛乱，这些需求被视为不可忽视的事实考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