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迁都？据说是因为他的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所以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
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吾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朝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西魏与东魏之间的大战——邙山之战后，由于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包括扎根本土的关陇豪右集团。这实际上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实践，即耕战立国之策，使秦国迅速灭亡北齐并统一北方。
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让国家从农民家庭挑选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他们需自备作战所需，而国家提供重型武器。此制度避免全民征兵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允许普通农民继续耕作。它诞生在乱世，其落实程度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均田制和土地公有制为其基础存在。
尽管隋朝及唐初规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土地兼并一直是一个问题。这些兼并导致特权阶级和经济发展产生的小农经济脆弱性。而在隋朝及唐前期，如山东、河北等地区，由于近附新兴势力，不进行强硬改革，以稳定为名授予田产，大部分掌控仍然留给国家。相对的是关陇地区由于战争频繁，小规模的地主经济无法与国家抗衡，因此土地更多掌握在国家手中，可维持均田制度。
根据《新唐书》，唐代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的数量占四分之三还多，这说明关中的重要性。如果国以兵立，那么隋唐以府兵制立国，而府兵又严重依赖于关陇地区，那么也不奇怪隋朝皇帝宁愿做个逐粮天子，也不愿放弃关中的安全而冒险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