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宁愿挨饿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的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绰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邙山爆发的大战里，由于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扎根本土的是关陇豪右集团，便是他主要的争取对象。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却在短短三十多年间迅速灭亡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
商鞅变法后，使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之门，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如同其他诸侯国无法比拟。此外，一般农民免去了服兵役责任，也不会耽误老百姓耕作，从而避免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仍能得到正常发展。
府兵制诞生在乱世，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非强行摊派，它与明代卫所制制度起源不同。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在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下。在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隋朝及唐初期山东、河北地区的地主经济较为发达，其中部分地区因新近依附之地稳定考虑并不进行强硬改革，所以授田仅是一种形式。
相对来说，加州地区由于战乱频繁和地方势力弱小，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均田制度能相对稳定维持下来。隋朝府兵来源史料有缺，但从唐承隋制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其基本原理。一旦全国各地人民看到这套体面良好的制度，他们就会乐意加入这个系统，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合法化的手段来获取个人安全和社会认可，同时还能通过参与战斗提升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影响力。
既然如此，当今世界又怎样会有人轻易放弃这样一个既保障自身安全又增进个人声望机遇系统呢？因此，我们理解为何那些古代君王宁愿做个逐粮天子，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们认为不可或缺的地方，以确保他们的人民和自己继续获得支持和忠诚。而这样的决策无疑是在考量到了当下的现状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对于整个帝国未来命运所抱有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