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宋朝设立通判的初衷，是为了让这个官员对知州、知府行使监察权。瞿蜕园在《历代职官简释》中指出：“宋代初设通判时，其职权几乎与知州、知府无异，名为佐官，但实际上是共同负责的角色，有时甚至是对知州、知府进行监督的机构。”这阐述得相当准确。
我们来看看《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宋初为了纠正五代藩镇的弊端，在乾德初年下达湖南地区，便开始设置诸州通判，并任命刑部郎中贾玭等人担任此职。建隆四年，皇帝命令知府公事必须得到长吏和通判签字同意后才能行事。这一制度规定，大郡设置二员，小郡则设置一员，而不满万户的人口的小郡则不设。此外，对于武将担任州长的小郡，也特意设置了通判。一旦试秩达到某个级别，可以兼任小县令。而这些地方官有权处理兵民、钱谷、户口赋役以及狱讼听案等事务，可否裁决，与守臣同签书施行。其下属的地方官如果有善举或废止过失，都可以向中央汇报。”
再看《宋史·职官志》中的另一条记录：“对于外地的行政区域，则是为了防止五代藩镇专横而采取措施，用文臣担任州长，同时设立通判以加强辅助作用。”这意味着通过这一制度，可以有效地限制地方军阀的专横行为，让他们明白，不论如何，一直有人在背后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值得注意的是，关键时刻，皇帝通常亲自指定通判。在太宗赵光义即位之初，他把弟弟赵廷美贬到房州，这时候他选择了崇仪副使阎彦进作为房州知事，而监察御史袁廓则被派为房州军管司令，这两个人都获得了白金三百两作为奖赏。这种做法显示了皇帝对于重要案件高度重视和精心安排。
袁廓之前曾经担任楚州知事，那是一个较高级别的职位。他还曾参与吴越王钱儆归国的事宜，被誉为“宠异之人”，每次大宴都要给他特别安排座位。而当他被派往郓州作主持时，他的地位更是显赫无比。但到了房州，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情报人员，只能执行特殊任务，与太宗之间存在共识和默契。在赵廷美去世后，袁廓才返回朝廷，并升迁至三司判官，更高一级别的一个位置。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虽然称呼说它是个副手，但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一种说法，它既有独立执行任务的能力，又承受着监督者的责任。在赵匡胤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管理到的，只要你愿意去管理。这也反映了一种哲学：任何好制度久远下来都会出现问题，因此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