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丰时期起，清朝的皇帝不仅失去了曾经的英勇与武艺，更是无法有效地处理国家大事。他们既不能亲征于战场，也无法救民于水火之中；既无能耐管理国家内部事务，如财政、工商、科技等，又导致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不断下滑，频遭外国列强欺凌。继承者同治和光绪二帝，更显得软弱无力，他们被慈禧太后牵着鼻子走，不断受到她的操控。在光绪年间，他虽然尝试改革以摆脱“母老虎”的束缚，但最终未能成功，被迫屈服。即便如此，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珍妃被太后派人推入井中，却无力阻止，最终活得窝囊团。
至于末代皇帝宣统小皇帝（溥仪），更是名义上而已。他三岁时便被推上了龙椅，看着满朝文武人的忙碌，却只能哭泣，无力控制局面，更因恐惧而尿裤子。此刻，即使是有能力的人也难以担当整个国家的重任，最终还是民众觉醒促成了清王朝灭亡。
河北遵化马兰峪东陵和易县永宁山下的西陵分别安葬了清代九位皇帝。康雍乾时代，其陵寝豪华气派，如同一座富可敌国的大厦。而从道光开始，对后事处理则变得节俭许多，例如慕陵规模虽大却省略了华表、石像生及明楼等装饰性建筑，并没有设置神功碑。这一点体现出了一种节约精神：凡丢失国土者不得立此。道光二十二年，因鸦片战争失败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开启了割地赔款的先例，是一种对自己不敢树立功德碑的羞愧之举。一位失职的皇帝，在死后厚脸皮给自己立功德碑，不啻为自我耳提面命。而且，这违反了先祖订立的一家法规，因此道光躺在不完整的地宫里，一定盼望自己的后代早日收复失地，弥补过错，以免夜晚噩梦连连。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朝代设定过如此严格的制度，让丢失国土者死后不得享圣德神功碑，这几乎带有罪不可谅、死有余辜意味。我愿将其视作清朝创新的表现，为保护好积累下来的遗产，而稍有差池即为不肖子孙警告。如果这种规定早点产生，或许能减少若干昏君误国。但应该有一些制约昏庸帝王的事物，以免其无所顾忌地挥霍腐化乃至割让土地。此外，爱新觉罗氏家的规矩虽使道光以下诸位帝国主没得到圣德神功碑，但并未阻挡住国力的衰竭和国土沦丧。
清室奉行多种规矩，与前朝迥异。你说它族规也可以，说它家法也可以，都带有鲜明特色。这代表着最高意志者的“祖制”，基本上都雷打不动得以贯彻执行，如关于建立圣德神功 碑是否允许，以及必须与该君主政绩挂钩，不容白玉微瑕。不论香港小到如弹丸之地，只要丢掉，就足以让道光羞愧难当致死。
从宏观体制方面来看，从明向清传承衣钵，本应省心省力。不过打江山的人并不满足，在一些至关重要细节上又谋求变革企图制度更完善，其中也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点子尤其是在选贤用才方面显示出创新意识，并与国家命运及皇族命运休戚相关，要数立贤取士法最具创新意识并且与国家命运相关联。
相较于明朝嫡长子继承制，“听天由命”、“论资排辈”的方式选择谁来继承 throne，而采用才能超群的话，则显得更加公平。此处机会人人平等关键看你的才学武艺是否脱俗超群。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更保险一些，因为只有经过严格筛选考验的人才能成为候选人。而同治六岁就开始学习，由翰林院编修李鸿藻教授；两宫太后的特聘老师包括李鸿章、翁心存及礼部工部各两位官员担任弘德殿授读师傅进行教育，同时还须军训练习骑射飞刀舞剑甚至操练火器，使这些未来领导人物能够接受全面发展教育。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孩子都想显示自己的学习成果，以便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获得优势。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比这更激烈的地方——所有孩子们都是为了争夺那一张决定一切票权而努力拼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