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周以来，中国便有了谥号制度，这一制度旨在通过简短的话语来概括一个人的一生。唐朝时期，大臣们认为用三言两语来概括皇帝的丰功伟绩显得过于简短，因此谥号变得越来越长。例如，李世民的谥号是“唐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其长度已经相当可观。而到了清朝时期，甚至出现了十几个字的谥号。
为了方便称呼和区分不同皇帝，人们后来开始使用庙号这一称呼。庙号指的是供奉在太庙中的皇帝家族成员名字，其中太祖通常是王朝建立者的名字，而太宗则常常指代一个王朝第二代皇帝，如唐代宗李世民。
朱棣继位后，他原本应该被尊为明太宗，但他选择了更改年份并废除建文年号，以表明自己是明朝第二位皇帝。不过，他没有料到百年之后他的庙号会被更改，从太宗变成了成祖。这一变化反映出了一种对历史记忆和认同感的重塑过程。
嘉靖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进一步影响了这一过程。在那之前，由于无嗣而亡的大名鼎鼎的明武宗朱厚照，没有留下直接合法继承人，其弟兴献王朱祐杬被立为藩王，并最终继承了 throne. 明孝宗因而成为他的父亲，而非兄长。但嘉靖却不同意尊其生父为兴献帝进入太庙，而按照昭穆始祖居中左昭右穆排列顺序放入七位后者依次升入祧庙。嘉靖提议将兴献国提升至太庙，并计划进行此举，对于作为自己的先人的朱棣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情，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地位受到削弱或改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嘉靖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方法——"尊升祖"（即让早逝先辈获得荣誉），这样做既能确保自己的父亲进入 太庙，又不会让自己的血脉祖先遭受贬黜。他希望能够像对待开国君主那样对待这些先辈，让他们永恒不朽。此举也意味着对于那些可能会因为这个决定而感到不安的人来说，将他们从历史记忆中抹去，是一种权力的展示和控制手段。
总结来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何通过修改、增减以及重新定义史实元素，以及如何利用这些元素构建起符合当下的政治需求与身份认同的问题意识。这是一种典型的情景，也反映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力量群体之间斗争与妥协背后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性。